三线建设是中国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基于战备需要而对全国工业布局进行的一次大规模战略性调整，其核心是在大后方建设和发展以军工为核心的重工业基地，以应对潜在的战争威胁。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大批工厂企业、职工、干部等从东部一线地区迁到内地，三线建设成为这一时期经济建设的重中之重。三线有大小之分，西南、西北为大三线，全国一、二线地区的腹地为小三线。

11月8日，由上海大学徐有威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陈东林研究员主编的《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新书发布会暨上海小三线建设图片展在上海大学举行。三线建设对中国工业经济及城市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经历小三线建设的职工家庭以及他们的后代又有怎样跌宕起伏、悲欢离合?而个体生命在大时代洪流下的意义何在?小三线建设的亲历者及其第二、第三代代表来到现场，对这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讨论。

个人在时代大潮中只是一片树叶

作为上海小三线建设的第二代，陆斌用“改变、感谢和铭记”三个关键词表达了小三线对其生活、人生和命运的影响。

“我的妈妈七十年代初去了皖南一个水泥厂，那个时候我才七八岁，她这一去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的生活和人生。当时还没有电话，和妈妈联系只有通过写信，所以在爸爸的指导下一个月和妈妈的通信少则一两封，多则三四封，这么几年下来为我打下了相对好的作文底子，为我以后的高考立下汗马功劳，后来我也是一直从事文字工作，所以可以说小三线建设为我谋得一生的饭碗打下基础。此外，当时我妈妈在胜利水泥厂宿舍里有个同事，在那个漫长而寂寞的岁月里，这两个妈妈半开玩笑的成为了亲家，多年以后那个同事的女孩真的成为我的太太，从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小三线建设为我找来了终身伴侣。我当年大学寝室里其中两个同学都是小三线的后代，他们也成为了我一生的好朋友。”

对于受小三线建设影响的家庭和后代，陆斌认为：“从1965年开始已经过去五十多年时间，当年小三线很多企业已经移交，但有的东西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延续下去。父母在我们小时候没有好好照顾我们，但无形中却让我们第二代形成了一种群体的品格，就是独立、自立、坚强、坚韧，到了今天我们也还是尊重他们当年的选择，也铭记并理解他们当年一手为了国家，一手兼顾小家的辛苦、辛劳。”

在当时的时代大潮中，个人的命运是无法自己掌控的，只能随波逐流。陆斌言，“在我们国家战略格局当中，企业的生存发展必须服从大局，但这并不是说小三线企业和其中的职工家属可以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历史的大地是由一颗颗尘埃组成，如果这一颗颗尘埃有温度、有感情，那么我们的历史会更加真实，更加有生命。而关注、挖掘和抢救这一小块并不是很热门的历史，让它不至于被淹没而成为空白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沈亦楠是一名90后在校大学生，“小三线”于她而言是一个颇有些尴尬的陌生词汇。在参与“小三线建设”资料的收集中时，无意中得知家中长辈闲聊时提起的在江西工作的经历竟然也属于三线建设，于是沈亦楠通过口述采访、搜集档案、整理资料的方式，以三线建设第三代的身份，参与到了小三线的研究中来。

保存每个人的历史和记忆是可贵的。然而，作为山东小三线第二代的刘寅斌这样说，“尘埃最后还是会归为尘埃，最后还是会被忘记。我们是尘埃，我们自己记住自己的历史，然后自娱自乐让自己高兴就行了。说实话，这就是我对这个研究的感受。”

刘寅斌的外公于1966年被派往山东沂蒙山区的小三线企业民丰机械厂工作，而他的外婆及全家随后都陆续前往，直至1983年全家才返回重庆。在丛书收集的《一个山东小三线家庭变迁史》一文中，刘寅斌表示——三线建设，于国，是宏大的战略规划;于家，是酸甜苦辣和柴米油盐。个中滋味，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我的爸爸特别不喜欢提到‘小三线’这个词，去年小三线庆祝成立五十周年聚会时，我爸我妈我小姑父都不去，当时我小姑父说了一句话，‘恨都恨死那个地方了，我那么好的岁月都在那个小山沟里，打死也不去’。很多人把时间、经历和自己最好的岁月都投入在那样一个艰苦的环境中，我们家则是三代人都受此影响。借这次小三线研究资料搜集，我第一次对家庭的历史做了一个整理。我的外公53岁从成都去往重庆，又在66年去到山东。当时重庆和山东的工厂都许诺退休之后可以回迁。我的外公当时深刻相信国家是靠谱的，一定会信守诺言。最后83年终于回到重庆，老头老太太做了很多申请，结果连粮票都申请不到。小三线对于国家是宏伟战略，但对于家庭来讲真的太痛苦了。

“很多人说三线为国家做了很大的贡献，是国家战略工作中不可忽略的一部分。也有人说我们要做国家的螺丝钉，要在关键的时候做关键的事情。可是有谁去真正关心过螺丝钉到底在想什么，螺丝钉真的愿意去当这个螺丝钉吗，螺丝钉经历过后觉得自己有价值么?我小学三年级回到重庆，一路读书最后回到上海教书，对我个人没有太多影响。可是今年在我回到山东时，发现当年小学同学没有一个人第一年考上大学。很显然不是我的智商高，而是因为我回到了重庆，在相对正常而公平的环境中成长。而他们由于九零年代初工厂相继倒闭，父母都没有薪水，不得不为衣食发愁。对于这批人来讲，唯一能够改变人生的只有高考。但非常遗憾的是，由于三线的教育质量限定了这些人的未来。”

对“小三线建设”的谈论，使各种人生以及情感汇集交错。上海小三线第二代陈建荣说：“对于小三线建设，有的人是恨，有的人是一种感怀。但在每一次访谈或者报道出来后，与小三线相关的人都会奔走相告。这是一种复杂的情感，其实已经压抑了很多年。我希望这种情感能够在研究中得到更多的释放，让这个社会从中学习到更多的东西，这样研究的意义将会更大。”

三线建设推进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增长?

与小三线第二代不同，作为小三线建设亲历者，原上海小三线新光金属厂厂长孟繁德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六十年代就去了，一直到八八年撤回来，可以说把一生最好的年华和青春都献给了国家小三线建设。那时候也是一颗红心，响应国家的号召。我认为大小三线建设不光是十几万职工家属的感情问题，而且是六七十年代咱们党和国家政治、军事、经济中的一个重大内容。现在小三线建设已经消亡了，也出现了很多对这段历史的否定叙事，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眼光和政策去看那段历史，建设大小三线对于当时国家应对国际形势起到很大作用。”

于此，刘寅斌承认历史是没有选择的，“但我们以今天的眼光是能够看到那个时代的问题。国家在面临困境之时，制定相关政策时要考虑到每个参与者的切身利益。我们关注一个国家的发展大势，但我们也要关注个体的成长。”

三线建设对中国工业经济及城市化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徐有威告诉记者：“三线建设的出发点是备战的需要，当时领袖觉得我们缺少稳固的后方基地、无法应对可能爆发的战争。从这个角度看，对东部沿海城市疏散也应被看作三线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只要三线建设的逻辑起点不改变，即战争的威胁不消除，那么东部沿海城市的工业发展和人口规模的扩张必然受到严格的限制。这也意味着，三线建设对于东部城市的抑制，并不仅仅在于工厂和工人的内迁以及国家工业投资减少所造成的影响。”

三线建设重点发展的是国防军工产业以及与之配套的相关产业，其主体是重工业，这种产业发展结构不仅直接与国防安全相关，而且与“一五”计划之后推行的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主的赶超战略一脉相承，在一定意义上，三线建设是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和体制的产物。大量工厂、工人的内迁以及新的工业项目的投入，对于内地而言，无疑是一次重要的发展机遇，也由此带来内地重工业尤其是国防工业的发展，并带来一批新兴工业城市的快速崛起。

徐有威也指出了其中的缺憾——重工业的发展并没有相应地推进内地城市化的进程。“出于备战需要，更确切说是防空的需要，内地新建的工业并没有集聚在城市里，这些新建的工厂被要求按照‘分散、靠山、隐蔽’的原则，散布到内地的群山之间。尽管形成了诸如攀枝花、德阳、六盘水等一批新兴的工业城市，但大多数的工厂在布局时仍刻意避开人口密集地区，并不能有效地发挥工业集聚效应。”

“而且由于军工保密的特殊要求，使得以嫁接方式嵌入内地的三线企业具有相当程度的独立性和封闭性，三线企业的职工与周边的农民之间隔着坚固的城乡壁垒，农民被吸收进厂成为正式职工的现象并不常见。加之三线企业以重工业为主，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本身亦相对有限。三线企业的原料和产品也是由中央计划部门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调配，这些因素都阻碍了三线企业与地方经济之间进行生产要素的交换和流动，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三线建设对内地经济发展的作用，因此，三线企业的迁入虽然促使内地工业迅速崛起，但终究未能带动内地城市人口的增加以及城市化水平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