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设计师 Luca Nichetto 两年前开始和一家中国公司造作合作时，他在欧洲的客户挺怀疑这件事。他们不大相信，中国公司愿意为设计买单。要真是如此，就无需为山寨这件事头疼了。

事实上，他们很是头疼。就在最近的一次米兰时装周上，知名的英国设计师 Tom Dixon 还携一众欧洲设计师和家居品牌的高管，严肃地对设计网站 Dezeen 说，他们担心，米兰设计周已然成了中国厂商第一时间山寨设计的温床。

要想买一件 Luca Nichetto 设计的家具的山寨款，也很容易，但他似乎没有太往心里去。在和中国公司合作了两年之后，他谈起山寨时说：“我们(欧洲的品牌方)才是第一责任人，是我们把事情朝这个方向推进的……我们只想把这里当工厂，因为这里实在很便宜。”

设身处地得有点儿过分了。

但如果你见过这些来中国试试看的欧洲设计师，这话听起来可能就没那么匪夷所思。

即便到今天，来中国做设计也远未成为欧洲设计师们中间的一股风潮。我们指的不是明星设计师走穴似的被邀请来为城市设计一座地标，而是更广泛和更持久的合作。对设计师来说，欧洲在大部分时候都是“舒适区”，跨出舒适区的是少数。

跨出舒适区的设计师拥有一些共同的特质：他们首先得对文化的差异感兴趣，并敢于在新兴市场试错。通常来说，他们也都被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和中产阶级的人口数量打动了，认为这里不可能永远只是个工厂。同时，机敏、有分寸感也必不可少，不然很容易对合作产生不满意的情绪。

Luca Nichetto 是个典型，尽管他声称自己打算“教育”这个不成熟的市场，“中国问题很大”，他还是时不时地提醒自己，尽量去理解中国的合作伙伴：

“你知道，我不是非得用刀叉，我也可以用筷子”。Luca Nichetto 说。

Luca Nichetto 设计

欧洲设计师很少有机会了解中国的设计界正在发生什么。如果说他们对行业还有所了解的话，主要是关于工厂的。过去合作的欧洲品牌偶尔会邀请设计师前往这些新兴市场的工厂，考察那里的供应链和有地方特色的原材料。

这些合作如果富有传统，通常都挺顺利。David Wahl 是个来自瑞典的设计师， 几年前他开始在上海工作，雇佣他的是全球最大的家具零售商宜家在上海成立的产品研发中心 (PDC) 。宜家在 2013 年意识到，真正要从供应商那里获得好处，还是得离得近——这也是大部分人的看法。宜家在全球有 25% 产品是在中国生产的，他们因此在上海建立了瑞典阿姆霍特总部之外的唯一一家产品研发中心。这吸引了 30 多个 11 种国籍的设计师前来。

事实证明，这样做确实有好处。David Wahl 在宜家上海 PDC 的三年里分别得了 IF 和红点奖，他也归功于设计师离工厂更近，“快速把潮流、新想法反映到产品上”。

David Wahl 在上海 PDC 设计的 IKEA 2014 PS 系列灯具

多亏了互联网，初创的设计师品牌现在也可以尝试着和中国的供应商合作。但有时候显得良莠不齐。

斯德哥尔摩的 Prettypegs 在阿里巴巴上找到了一家广东工厂，创始人对此很满意，他们把生产工艺更简单的金属桌腿分配给这家工厂，最后即便加上远程运费，这些批量并不巨大的订单也能节省不少成本。

可就隔了几个街区，另一家初创公司 Superfront 称，他们给中国工厂送去了正圆形的图纸，但返回的产品是椭圆形的。“也许得等我们规模大一些之后，找个人在中国监工。到时候再考虑中国的工厂好了。”

除去供应链，最能帮助欧洲设计师粗略认识新市场的，通常是标志性的大事件，比如 2008 年的北京奥运会和 2010 年的上海世博会。不少欧洲的建筑设计事务所都参与了世博场馆的设计，那很可能是他们第一次到中国。ARX 是其中的一个，他们在当时受到荷兰政府的邀请，在世博会荷兰馆作报告。

“我当时什么都不了解，就看到了世博会，觉得这里有机会。因为当时荷兰遭遇了金融危机。” ARX 的总监 Alfonso Wolbert 说。

当 ARX 试着打探些情况，他发现上海已经挤满了来自美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的建筑师，这些建筑师更早就随着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爆发参与进来了。

Alfonso Wolbert 是个谨慎的人，他和合伙人花了一年的时间决定是否要进入中国。那时候，ARX 的国际客户还很少。想要在新市场建立客户关系， Alfonso Wolbert 估计需要花四五年的时间。ARX 认为，在中国政策也许是个不错的市场信号。他们找到了中国当时的五年计划中提及的“可持续发展”，这和 ARX 在荷兰的可持续建筑项目如出一辙。

不过在那一年，Alfonso Wolbert 并未了解到“关系”在拿项目中发挥不小的作用。

Alfonso Wolbert 在 2012 年认识了现在的合作伙伴，一家房地产管理公司上海通邑。现在，一些法则现在在 Alfonso Wolbert 那里琅琅上口：在中国，位置也很重要，你不能老做那些小项目。没人会把你当回事。这是他的合作伙伴对挑选项目的终稿。Alfonso Wolbert 还发现，荷兰的客户总是不厌其烦地要重改，中国人比起看设计图更喜欢听背后的设计故事和理念。他开始试着在报告中使用中国人喜欢的数字 8 ，为了以防万一，在建筑时一律考虑风水。这些知识来自他的中文老师。

有点儿出乎 Alfonso Wolbert 意料的是，“在中国，钱没那么好赚”。但同样没料到的是，Alfonso Wolbert 在中国做了在荷兰不可能做的项目，这些项目除了风格不同，也确实比较大。

在过去 3 年， ARX 参与了马未都的观复博物馆在上海中心大厦 、深圳蛇口美术馆的室内设计，和上海自贸区试验区的设计。尽管这些项目和可持续都没什么关系，但 Alfonso Wolbert 在今年 6 月认为，他们终于完成了“缓慢起步必经的过程”。ARX 在中国成立了一家新公司，这份资质可以让他参与到商业建筑的项目中。

ARX 参与设计的上海中心大厦的室内部分

过了今年就好了，Alfonso Wolbert 说。因为这些大项目的影响力，他在荷兰的生意也有了些起色。

这些中国故事总是能打动人，不管是出于猎奇，还是经济增长的说服力。

斯德哥尔摩的设计工作室 Form us with love 在 2014 年秋天收到了造作的邮件。

造作是一家中国的初创公司，目前有超过 100 名员工。他们起初的模式有点儿像 made.com，邀请设计师合作，并提供了一种简便的“进入”中国的方式——由他们来负责生产和线上销售的部分。创始人舒为相信，这能解决年轻的中产阶级消费者对家具的新需求——北欧的家居风格正流行。不过，他们起初发出了不少邀请，只收到了小部分的回复。

对 Form us with love 来说，这是第一次和中国内地的公司合作，此前只和香港的一家公司有过简短的商谈。他们显然认为是件值得记录的标志性事件，在工作室成立十周年的纪念刊物里特别讨论了这段在中国的经历。这本纪念册将会作为工作室的宣传品被分发给各个同行。

这段经历中确实有值得同行注意的东西。

2014 年秋天，造作亲自到斯德哥尔摩拜访了工作室的创始人和设计师，并邀请他们前往北京。设计师 Christian Fiebig 拜访了一些北京的住宅，和北京当地的红木家具商场。不过，设计师 Chiristion Fiebig 在这本册子里回忆说，当时造作的商业模式还不够成熟，他们对如何做家具还不是很了解。这些二十岁出头的设计师看不大懂草图，需要拆分成若干个细节才行。

在今年 6 月接受采访时，Christion Fiebig 还礼貌地抱怨说，最终，他们发现那款鹅卵石沙发在没有告知的情况下被改动了设计，包括本来是金属的沙发腿变成了木腿，本来是可拆卸组装的，变成了整体沙发。

Christion Fiebig 有点儿疑惑，是否这是中国常见的工作流程。

Luca Nichetto 从今年一月份开始担任造作的创意总监，不过在此之前，他和 Form us with love 一样，是造作的合作设计师/工作室。他大概能回答 Christion Fiebig 的疑问。当然，不止 Christion Fiebig 一人有这样的问题。在北京设计周上，Luca Nichetto 发现，人们都在问他：欧洲和中国的市场有什么区别，设计师之间有什么区别?

“特别是在设计界，在欧洲，我们都被宠坏了。因为，大部分的设计师的客户，也就是那些品牌公司，会帮助设计师解决问题。但在中国，不是这样的。” Luca Nichetto 说，“你需要了解局限，然后找到解决方案。”

这些局限包括供应链对部分工艺的陌生，在 Luca Nichetto 成为创意总监后，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完整地了解了“造作的供应链可以做什么，造作应该如何用正确的方式做，以及如何做些过去没做过的”。

“设计不只是画草图，还包括了解公司、组织、体量。” Luca Nichetto 说，这个标准在中国更适用了。

新兴的中国公司和年轻的欧洲设计师们可能都得了解这一点。他们究竟可以在这场合作中收获什么。

因为昂贵的生活成本，加上过去几年设计专业的毕业生人数多了不少，伦敦的设计师很难找到合适的设计岗位，正考虑搬去欧洲其他城市。Gabriel Boicel 在伦敦的一所大学学习平面设计，是个想法不俗的年轻人，他打算搬去北京。

他的伦敦朋友们害怕到中国寻找工作机会，但这个出生在瑞典的准设计师相信，创意产业在中国发展得很好。他的母亲在 nokia 工作，他们有一套既有的关系网。同时他在报纸和博客上读到，北欧设计正大受欢迎。

但 Henrik Jeppesen 在 16 年前就觉得“这门生意能成”，现在他可能对此有不同的看法。2000 年，他第一次来到中国，打算在北京成立一间办公室。此前的一年，他已经在越南的胡志明市成立了一间。不过 5 年前，他已经把北京的这间公司卖给了当地的合作伙伴。在新项目需要见面时再飞去中国。哥本哈根的航班足够多，完全可以满足频繁出差的需要。

Henrik Jeppesen 生活在哥本哈根，喜欢旅行，并谈论在北美和南欧的有趣见闻。Henrik Jeppesen 还对丹麦过去的贸易史引以为豪，他有点无法理解为什么同伴这会儿变得如此保守——他们甚至不打算去南欧看看，他们的冬天白天有多长!

他一看就是那个会在 2000 年突发奇想地打算去东方试试的人。

他当时也和 Luca Nichetto 看起来一样雄心勃勃，打算说服中国客户，“让他们意识到设计的重要性，适当地使用技术，帮他们成为市场领导者”，而不只是做“工厂”。

他同样遭遇了 Alfonso Wolbert 不得已的境况——欧洲不那么舒适了。这家丹麦的设计公司刚刚经历了萧条的 1998 年，客户都收紧了设计的预算。“西方很挣扎。” Henrik Jeppesen 说。

不过，当 Henrik Jeppesen 在哥本哈根新港的办公室里说起这段艰难创业期时，他显然已经了解，在经济环境和创意混合的“冒险”中，彼此都会发现，合作不是件容易的事。